《万历十五年》:或许历史也只能用来反思

记得此前在读《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我曾在读书笔记中留下过这样一段话:“二十四史之中,唯明史最难懂,其兴于攘外,何故终复被异族取而代之?此一惑也;其文明昌盛,民富于江南,国强于内阁,何故以火枪火炮之军败于金戈铁马之流?此二惑也;有明一代,内阁与皇权可制衡于天下矣,当是时,手工业亦已崛起于民间,何故不得变革之路?此三惑也。”

这段话代表了我对明史的几个疑问,读完了《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之后,我似乎是得到了一部分的答案。整体上来说,作者将当时明朝的问题分成了皇族继承,君臣关系,文官体制,文武关系,以及哲学思想几个方面,以此为基点对中国存在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做了一一分析,对古代中国自汉武帝以来逐渐演变而来的这一套政治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作出了深刻地分析。从中能感受到作者对于每一个用词的深思熟虑,其学术影响深远,以至于到今天,主流的政史思想也都还是持有这样的看法。但这究竟是不是问题的真正本质呢?对此,我依然心存疑问。

对于我而言,其中最大的一个疑问是:作者认为古代中国,或者说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落后”的原因在于人们是以道德标准而非法律标准来处理国家一切事务的,而道德标准很难统一,在很多情况下也不切实际。这其中的道理也很好理解,对于为政者来说,为人讲求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话,顶多是个和稀泥的烂好人罢了,有德无能是治理不好国家的。何况在更多时候,普遍人性是宽以待己,严以律人的,而严以律己,严以律人如海瑞的人注定极少,且两面都不易讨好,难以发挥作用。这个论点我是基本同意的。但是不是这种情况就一定让明朝的中国人都没有办法,也没有路径作出改变呢?对此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欧洲的情况。显然,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前是个政教合一的社会,教会通过宗教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无疑是一种更为严酷的道德性统治。从人们对那段黑暗时代的描述,以及当年宗教法庭判决出来的异教徒,女巫,狼人,吸血鬼之类的荒唐案例来看,西方世界那时较之古代中国更无法制可言,但正是这样一个愚昧的、道德垄断的社会反而产生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人权宣言,所以到底是我们的道德制度让我们无法改变。还是曾经的相对开明,富足让我们懒得改变?而欧洲能改变恰恰是因为他们曾经极度的黑暗,匮乏,不得不为之?我觉得后者更接近于事实。

当然,历史带来的也只是思考,我不认为它是什么可以借鉴的镜子,各种文明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在进化,谁走在了前面,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个概率问题。因此与其自作聪明地去做什么类似《资治通鉴》这样的事情,还不如着眼于改善当下。就像写程序一样,你有要修的bug,后来者也有他要修的bug。只要程序还在运行,bug就永远有得修。这没有什么终极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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